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
星期六, 5 一月 2008.
每个人都在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例外。
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中心了。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国家。列宁对国家（警察，军队，法院，还有对于中国来说的执政党-中共）的定义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在中国，哪个阶级是压迫阶级？哪个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呢？
这个讨论对我们加深了解中国的现状及其发展的走向很重要。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国进行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像前苏联和东欧一样，中国也放弃了计划经济，走向了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如果我们询问哪个阶级在这这样的转变收益？ 毫无疑问是中国和全球的资产阶级。中国的1949年革命使得国际的阶级力量得到了平衡，而现在的反革命则打破了这个平衡。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进步。
今天的中国是血汗工厂的代名词。中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全球的资产阶级都在疯狂地剥削中国劳工。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阶级，他们大多数跟在欧洲的偷渡客一样，一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得到少得可怜的报酬。还要面对极不安全的工厂和生产设施，处于军事管制式的管理和苛刻的罚款。超额剥削的“剩余价值大厦”建立在中共的一党专制的统治之上，政府还恶意地禁止工人罢工和任何建立自由工会的企图。
尽管发生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矿难和工伤事故（2004年发生了136，000起），中共的官员和警察还是在保护矿主和工厂老板，因为他们是蛇鼠一窝。在去年的广东，发生一起死亡123名矿工的矿难后，竟然发现这个煤矿有一半的股份是为当地的官员所有。其中一个警官所占的股份价值高达3千万元（约合280万欧元）。
这是流氓式的资本主义，是残忍的和无法无天的，跟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一样。在经过改革开放的政策（胡锦涛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后，中共的上层阶层们完全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面了。结果是中国从贫富最平均的社会之一变成了贫富分化最大的社会之一。贫富差距比美国，印度和俄罗斯还大。了解这种“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的阶级特征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激进的新自由主义
著有概括了中国改革进程的《中国怎样应对全球化》的中国作家文佳筠指出：“中国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全世界最激进的一类”。 文佳筠把中国的改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针对新殖民世界的政策做了比较后指出：“主要的不同是中国政府是自愿地采取这些措施。”
在1949年革命成功后的群众压力下，这个毛式国家在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巨大改进（教育，医疗，住房和消除贫困等）。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改进是因为实施了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虽然存在着国有官僚主义对它的阻碍。而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后，这些社会福利都被消灭殆尽了。剩下的只有最差的斯大林主义部分（高压政策和缺乏最基本的民主）和最差的资本主义特征（极度的剥削和缺乏社会安全保障体系）。
下面的事实说明了中共政策的破坏性后果：
• 教育：民办教育资源占整体教育资源的百分之四十四，是除了智利外全世界最高。已经没有任何的免费教育了。上中学的费用需要200欧元每年，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在上海，平均每个家庭需要花费百分之二十五的收入来支付小孩上学的费用，而在美国仅仅是百分之十。由于农民工的子女不能上公立学校，2000万农民工子女只能在不符合资质的数以千计的民办学校由50万缺乏教师资格的教师进行教育。随着缀学率的飙升文盲率在上升，尤其在农村地区和女孩子中间。
• 公共医疗：中国的公共医疗服务曾经在亚洲是最好的。而今天，中国的私人医疗份额比美国的还要大。在农村，有三分之一的乡村诊所和医院处于破产的边缘，已经有三分之一破产了。有4亿中国人，相当于欧盟的人口数量，已经没有经济负担看医生。
• 在住房和公共交通方面也相似情况存在
中国在全球中的角色
随着世界的经济越来越融合，研究中国的阶级问题不能只看到中国国内的因素。中国比俄罗斯和其他前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更加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是属于外资的[OECD 2005]。谢淑丽在她的书中《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写到：“异常高度地开放政策—外贸占GDP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五”。这个比例是印度的两倍，是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三倍还要多。
毫无疑问，这个中共政权正在成为全世界新自由主义构成的一部分。这一过程绝非是含糊不清的-它是如此令人惊讶的清晰无误。中国的企业，很多都是国有企业，在非洲很不受欢迎。因为这些企业不但不环保，反对工会，并且普遍存在违反法律和贪污贿赂等现象。中国的银行也和其他资本主义银行一样是金融寄生虫—投入数十亿资金到美国的次级市场。中国根据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一起要求伊拉克等债务国签署一系列私有化、去规则化和符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条约。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中国也不例外。
在土地问题上的反革命
在过去20年，估计有7千万农民的土地被征用。这些土地被用做建设厂房、道路和其他奢侈项目，如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等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法征用的，尽管中央政府企图控制这一局面。
在福布斯富豪榜前40名上面，有超过12个是地产商。第一名是26岁的杨惠妍，接受了她父亲转让的价值达162亿美金的财产。她的父亲是碧桂园房地产的大股东。而对比之下，在2000到2002年，有42%的农村人口的收入出现绝对下降。
在五十年代，毛政权把土地收归国有。现在还是名义上的国有，但是连续的改革已经使很多土地的使用私有化了。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土地国有化本身并不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改革会是在属于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吗？它不仅肯定是的，并且还属于很纯粹的，最一致性的和最完美的资本主义……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土地国有化是最大程度地消除了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世纪的农业关系，最大化地实现了大规模的土地买卖的可能，最大化地使得农业更加适应于市场。”（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七月十五日，1912年）
萎缩的政府
新自由主义改革和无政府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使得政府的经济能力急剧下降。北京政府已经在以下的经济领域失去了控制：城市房地产行业和建筑行业，信贷和大多数的投资决策，食品和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劳工市场，大部分制造行业和上文所提及的土地分配。
美国的传统基金会，一个资本主义智库，每年都做出一个经济自由的指标。这个指标显示中国比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做得都要好。在“政府自由度”里面，中国被认为是88.6%的“自由”，而在俄罗斯则是71.6%，乌克兰仅仅为61.9%。在中国，2006年度的政府花费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8%，远低于俄罗斯（33.6%），乌克兰（39.4%），差不多为瑞典（56.7%）的三分之一。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国有企业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分别达到了百分之六点一和百分之五点六，而在中国才是百分之三点一（全部是2006年的数据）。相对于东南亚的国家和它们“国家资本主义”的传统，中国的比例也是显著地偏低。财政收入来源于国有企业在马来西亚是百分之十一点五，而台湾则是百分之十四点四。
一个社会的阶级形态不是由国有资产的占有比例来决定的—哪个阶级掌握了经济权力？托洛斯基在他分析斯大林主义的书《被背叛的革命》中预言到：苏联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后会保留相当一大部分国有资产。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传统的儒家传统决定中国政府喜欢干预经济，同时这在东亚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国有资产占有比例比中国大的国家有许多，比如说伊朗，伊朗的国有经济占整个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八十。
私有化和缩小化
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9月的报告，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当中，有53%是属于外资和民营企业的。而在2002年则是41%。国有企业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有很多大型的公司，集中在采矿、能源和公共事业等行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5年12月的报道，在剩下的23个主要的工业领域中，从纺织和通讯到钢铁和汽车，私营企业雇佣了三分之二的劳工并占三分之二的产值。
在今天的中国，有四分之三的城市雇员在非国有企业工作。[谢淑丽《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这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行的激进私有化和缩小国有企业规模的过程的必然结果。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在九十年代中有1.3亿，到了今天仅剩3千万。[中国日报，2007年十月八日]
以受影响的雇员数量来衡量，这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空前的私有化进程。加上在八十年代的农业私有化，现在的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在私营部门工作。
国营部门在今天的作用是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杠杆，它提供了一个基础工业的基本框架。这个基础工业框架包括了能源和通讯，还有类似于韩国和日本的高新科技开发等等。不能简单地说经济成分哪些是是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属于非资本主义经济，仿佛国有经济的部分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运行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改制，如合并、裁员，MBO（管理层收购）和股份制转换、招聘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管理人员、股份上市和允许外资入股等等，都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了。令人惊奇的是，今天一个完全国有的企业（今天已经很稀少）竟然被要求像私营企业那样去谋取利润。就像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对英国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变一样，《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评论：“在八十年代对英航和英国钢铁的整改并非是私有化的结果—转变先于私有化发生并使私有化为之可能”。[约翰凯，《金融时报》2007年9月26日]
这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相似，只是规模不同而已。中国的国有工商业中包含了完全自主的和半私有化的企业。这代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就像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一样。一个国有能源联合体就对俄罗斯GDP的贡献了8%。
政府引导的投资
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政府是最大的投资方。但是在中国，很多投资决策权都是在地方政府手里，地方政府经常违背中央的意愿进行投资建设。到处都是所谓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有“新国际”机场，会议办公大楼，大酒店，高尔夫球场等等。
这是疯狂的，毫无限制的资本主义。不但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和公共资源，而且还为爆发金融风暴创造了条件，像十年前的东南亚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就算是改革派，都不会进行如此犯罪式的投资建设的。如今中国对外贸的依赖性很高，所以每个中国城市和地区都急切地要与世界市场接轨。而中国现在最迫切的是要发展内需，但这只有依靠提供生活水平和重建必要的公共服务体系，如医疗、教育、可负担的住房等才能实现，但这些领域恰恰是地方党政领导不愿意投资的项目。
中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的，与亚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发放了全中国71%的贷款和接受了62%的存款。作为对比，俄罗斯的斯贝银行占有60%的居民存款和40%的贷款。在印度，国有银行在商业银行中的比例为75%。[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假如误以为中国银行和相关行业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部分私有化、与外资公司进行合并）只是些表面文章那将是个错误—这些改变对于中国和海外普通劳动人民的权益的侵犯是真实深刻而又具有决定性的。中国庞大的而又日益增加的积蓄—约18万亿美金—正在被投入到全球各地的投机交易中，这笔庞大的资金支撑了风险基金和其他金融投机的衍生产品而并没有用来重建已经崩溃的社会公共保障体系。
改革还是革命？
中国政府像最近的德国和英国政府一样，会干预甚至挽救亏损的银行和其他战略性关键部门，其中也包括重新国有化。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的重新国有化并不是恢复计划经济模式，只有被过度压迫的工人和农民进行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才能够撼动中国现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而这种经济基础已经与全球资本主义紧密相连。这种革命运动不应该使中国回到以前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式的社会，而应该是基于庞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潜能，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已经达到了2亿5千万，为建立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奋斗。
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是复杂而且有时候极端矛盾的，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虽然是基于所谓的“儒家”形式之上，但今天仍然显得残酷异常。仅仅靠一个反官僚的口号是不能使工人阶级得到政权的。说一个新的革命将混合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各种任务是不确切的—但是确切的说每一个社会革命，所介入的经济和其他必须基础的变化也将涉及到政治的上层建筑和国家机器的变化。当一个质的变化已经发生后，除非通过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才可能将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推翻，而这也意味着推翻现有的国家机器和没收主要收益人，中国和外国资本家的资产。这一点对于我们预见中国的远景和纲领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
什么是官僚？
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认同中国当局所谓的“仍然是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说辞。这个掩饰的外壳已经是不重要的了：就像其他地区有些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那样，当完全执行资本主义政策的同时，也在五一劳动节举行游行并唱国际歌。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政权和政党的阶级特征是由起所服务的阶级的利益—即它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
毛主义政权运用混合的而又狡猾的手法与镇压的手段相结合来阻止任何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但在同时为了维持其自己的特权和特殊待遇，它会竭力捍卫国有资产和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权益。从而这给政权带来的自相矛盾的特征—同时具有进步和反动的特征。但目前的形势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当它将它的命运与资本主义制度绑在一起的时候，中国国家的制度已经失去这一双重矛盾的特征。
托洛斯基把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形容为工人国家里面的恶性肿瘤。他解释说道：“一个恶性肿瘤可以长得很大，甚至杀死正常的器官，但是它永远不会成为正常的器官”。[托洛斯基，“苏联阶级本质”，1933年]
中国官僚主义体制的“恶性肿瘤”无法通过生产手段而获取其自身的生命，当然它也不是由1949革命创造的社会进步特征的“宝库”。而且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在斯大林主义和毛式主义下，社会所获得的进步是依靠政治觉悟和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群众压力而实现的，尽管仍然存在着对于官僚主义认识的紊乱和迷惑。托洛茨基强调：“官僚主义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存在，无论它有多大，都描绘了每一个阶级政权的特征。它的力量是其阶级特征的反映。官僚主义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并由后者的社会基础为其提供养分，两者共同产生与消亡”。（出处同上）
在今天的中国，哪个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破坏计划经济后，工人阶级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了。一批前毛式官僚们通过“改革”进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的特殊产权拥有集团。
国家与私人资本的关系并不是刚性不变的，而是相当具有弹性的，并通过一系列的媒介及半是国家半是私人资本的共同协议而反映出来。资本家们为了合同、贷款、支持以及对抗工人阶级的保护而依赖于国家。在中国最富有的20000个富人中，90%是中共党员或者他们的亲戚。
没有“社会大爆炸”？
中共政权和官僚主义作为整体从来不会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障碍—这是弄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键。正如在俄罗斯和其他前斯大林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反抗是唯一真正阻碍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障碍。这种工人阶级的抵抗—有些时候是获得大量群众支持的—在中国因为多种因素而没有见效。对于1989年初生的革命运动所进行的残酷而令人发指的镇压是一个明显的因素。此后十年的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平均每年10%的增长率）也为政权的稳定提供“安全阀”。
托洛茨基认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威胁不是以是否推翻斯大林式政党为转移的。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前景而已。“但资产阶级复辟，从整体上来讲，可能是以一种决定性的和尖锐的变化（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外来干涉干涉）或者是以几个过连续不断的变化(而实现的)…..”
“因此，只要全欧洲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的国家就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在我们的环境中两种可能的资产阶级复辟方式哪种更有可能：一种是突发式的反革命或者另一种是渐进式连续变化，是在每一阶段都发生一些震动还是在即将到来的某一阶段发生一场”热月政变“式的变动？ 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在某种极端条件之下才能回答。”[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挑战》，1926-27]
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刚好可以用“这种连续性渐进式的改变”来形容。资本主义已经以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复辟了。这是刚好是斯大林主义以经验主义的反射而从70年代末实施的改革开放开始的。当时是为了从政治和经济危机中以及从毛时代继承来的可能的内战因素中解脱出来。在早期阶段这是一种在斯大林主义的国有经济体系内引入可控制的市场机制的尝试。但这些过程具有其本身特殊的逻辑从而推迟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延缓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和崩溃，同时也加速了迅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与苏联巨变不同的是这里不存在一党专制政权的大衰败，而且中共仍然掌握政权。俄罗斯联邦的的资产阶级复辟出现是以旧的苏维埃国家分裂作为完成反革命的前提条件的。而在中国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军阀主义和分裂以及1989年的六四运动大屠杀对于群众运动的压制等原因，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截然不同的。现在中共的口号“稳定压倒一切”是很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谁最希望中国政权发生改变呢？答案当然不是资本主义者，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大规模地压制工人阶级上，现政府是他们在现实中所能盼望的最好选择。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的数量更为少数—也不希望中共垮台，他们寄希望中共继续“改革”而已。这恐怕给出了今天中国政府到底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最为清晰的答案。
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中心了。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国家。列宁对国家（警察，军队，法院，还有对于中国来说的执政党-中共）的定义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在中国，哪个阶级是压迫阶级？哪个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呢？
这个讨论对我们加深了解中国的现状及其发展的走向很重要。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国进行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像前苏联和东欧一样，中国也放弃了计划经济，走向了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如果我们询问哪个阶级在这这样的转变收益？ 毫无疑问是中国和全球的资产阶级。中国的1949年革命使得国际的阶级力量得到了平衡，而现在的反革命则打破了这个平衡。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进步。
今天的中国是血汗工厂的代名词。中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全球的资产阶级都在疯狂地剥削中国劳工。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阶级，他们大多数跟在欧洲的偷渡客一样，一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得到少得可怜的报酬。还要面对极不安全的工厂和生产设施，处于军事管制式的管理和苛刻的罚款。超额剥削的“剩余价值大厦”建立在中共的一党专制的统治之上，政府还恶意地禁止工人罢工和任何建立自由工会的企图。
尽管发生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矿难和工伤事故（2004年发生了136，000起），中共的官员和警察还是在保护矿主和工厂老板，因为他们是蛇鼠一窝。在去年的广东，发生一起死亡123名矿工的矿难后，竟然发现这个煤矿有一半的股份是为当地的官员所有。其中一个警官所占的股份价值高达3千万元（约合280万欧元）。
这是流氓式的资本主义，是残忍的和无法无天的，跟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一样。在经过改革开放的政策（胡锦涛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后，中共的上层阶层们完全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面了。结果是中国从贫富最平均的社会之一变成了贫富分化最大的社会之一。贫富差距比美国，印度和俄罗斯还大。了解这种“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的阶级特征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激进的新自由主义
著有概括了中国改革进程的《中国怎样应对全球化》的中国作家文佳筠指出：“中国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全世界最激进的一类”。 文佳筠把中国的改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针对新殖民世界的政策做了比较后指出：“主要的不同是中国政府是自愿地采取这些措施。”
在1949年革命成功后的群众压力下，这个毛式国家在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巨大改进（教育，医疗，住房和消除贫困等）。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改进是因为实施了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虽然存在着国有官僚主义对它的阻碍。而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后，这些社会福利都被消灭殆尽了。剩下的只有最差的斯大林主义部分（高压政策和缺乏最基本的民主）和最差的资本主义特征（极度的剥削和缺乏社会安全保障体系）。
下面的事实说明了中共政策的破坏性后果：
• 教育：民办教育资源占整体教育资源的百分之四十四，是除了智利外全世界最高。已经没有任何的免费教育了。上中学的费用需要200欧元每年，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在上海，平均每个家庭需要花费百分之二十五的收入来支付小孩上学的费用，而在美国仅仅是百分之十。由于农民工的子女不能上公立学校，2000万农民工子女只能在不符合资质的数以千计的民办学校由50万缺乏教师资格的教师进行教育。随着缀学率的飙升文盲率在上升，尤其在农村地区和女孩子中间。
• 公共医疗：中国的公共医疗服务曾经在亚洲是最好的。而今天，中国的私人医疗份额比美国的还要大。在农村，有三分之一的乡村诊所和医院处于破产的边缘，已经有三分之一破产了。有4亿中国人，相当于欧盟的人口数量，已经没有经济负担看医生。
• 在住房和公共交通方面也相似情况存在
中国在全球中的角色
随着世界的经济越来越融合，研究中国的阶级问题不能只看到中国国内的因素。中国比俄罗斯和其他前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更加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是属于外资的[OECD 2005]。谢淑丽在她的书中《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写到：“异常高度地开放政策—外贸占GDP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五”。这个比例是印度的两倍，是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三倍还要多。
毫无疑问，这个中共政权正在成为全世界新自由主义构成的一部分。这一过程绝非是含糊不清的-它是如此令人惊讶的清晰无误。中国的企业，很多都是国有企业，在非洲很不受欢迎。因为这些企业不但不环保，反对工会，并且普遍存在违反法律和贪污贿赂等现象。中国的银行也和其他资本主义银行一样是金融寄生虫—投入数十亿资金到美国的次级市场。中国根据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一起要求伊拉克等债务国签署一系列私有化、去规则化和符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条约。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中国也不例外。
在土地问题上的反革命
在过去20年，估计有7千万农民的土地被征用。这些土地被用做建设厂房、道路和其他奢侈项目，如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等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法征用的，尽管中央政府企图控制这一局面。
在福布斯富豪榜前40名上面，有超过12个是地产商。第一名是26岁的杨惠妍，接受了她父亲转让的价值达162亿美金的财产。她的父亲是碧桂园房地产的大股东。而对比之下，在2000到2002年，有42%的农村人口的收入出现绝对下降。
在五十年代，毛政权把土地收归国有。现在还是名义上的国有，但是连续的改革已经使很多土地的使用私有化了。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土地国有化本身并不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改革会是在属于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吗？它不仅肯定是的，并且还属于很纯粹的，最一致性的和最完美的资本主义……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土地国有化是最大程度地消除了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世纪的农业关系，最大化地实现了大规模的土地买卖的可能，最大化地使得农业更加适应于市场。”（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七月十五日，1912年）
萎缩的政府
新自由主义改革和无政府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使得政府的经济能力急剧下降。北京政府已经在以下的经济领域失去了控制：城市房地产行业和建筑行业，信贷和大多数的投资决策，食品和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劳工市场，大部分制造行业和上文所提及的土地分配。
美国的传统基金会，一个资本主义智库，每年都做出一个经济自由的指标。这个指标显示中国比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做得都要好。在“政府自由度”里面，中国被认为是88.6%的“自由”，而在俄罗斯则是71.6%，乌克兰仅仅为61.9%。在中国，2006年度的政府花费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8%，远低于俄罗斯（33.6%），乌克兰（39.4%），差不多为瑞典（56.7%）的三分之一。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国有企业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分别达到了百分之六点一和百分之五点六，而在中国才是百分之三点一（全部是2006年的数据）。相对于东南亚的国家和它们“国家资本主义”的传统，中国的比例也是显著地偏低。财政收入来源于国有企业在马来西亚是百分之十一点五，而台湾则是百分之十四点四。
一个社会的阶级形态不是由国有资产的占有比例来决定的—哪个阶级掌握了经济权力？托洛斯基在他分析斯大林主义的书《被背叛的革命》中预言到：苏联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后会保留相当一大部分国有资产。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传统的儒家传统决定中国政府喜欢干预经济，同时这在东亚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国有资产占有比例比中国大的国家有许多，比如说伊朗，伊朗的国有经济占整个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八十。
私有化和缩小化
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9月的报告，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当中，有53%是属于外资和民营企业的。而在2002年则是41%。国有企业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有很多大型的公司，集中在采矿、能源和公共事业等行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5年12月的报道，在剩下的23个主要的工业领域中，从纺织和通讯到钢铁和汽车，私营企业雇佣了三分之二的劳工并占三分之二的产值。
在今天的中国，有四分之三的城市雇员在非国有企业工作。[谢淑丽《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这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行的激进私有化和缩小国有企业规模的过程的必然结果。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在九十年代中有1.3亿，到了今天仅剩3千万。[中国日报，2007年十月八日]
以受影响的雇员数量来衡量，这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空前的私有化进程。加上在八十年代的农业私有化，现在的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在私营部门工作。
国营部门在今天的作用是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杠杆，它提供了一个基础工业的基本框架。这个基础工业框架包括了能源和通讯，还有类似于韩国和日本的高新科技开发等等。不能简单地说经济成分哪些是是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属于非资本主义经济，仿佛国有经济的部分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运行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改制，如合并、裁员，MBO（管理层收购）和股份制转换、招聘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管理人员、股份上市和允许外资入股等等，都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了。令人惊奇的是，今天一个完全国有的企业（今天已经很稀少）竟然被要求像私营企业那样去谋取利润。就像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对英国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变一样，《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评论：“在八十年代对英航和英国钢铁的整改并非是私有化的结果—转变先于私有化发生并使私有化为之可能”。[约翰凯，《金融时报》2007年9月26日]
这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相似，只是规模不同而已。中国的国有工商业中包含了完全自主的和半私有化的企业。这代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就像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一样。一个国有能源联合体就对俄罗斯GDP的贡献了8%。
政府引导的投资
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政府是最大的投资方。但是在中国，很多投资决策权都是在地方政府手里，地方政府经常违背中央的意愿进行投资建设。到处都是所谓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有“新国际”机场，会议办公大楼，大酒店，高尔夫球场等等。
这是疯狂的，毫无限制的资本主义。不但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和公共资源，而且还为爆发金融风暴创造了条件，像十年前的东南亚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就算是改革派，都不会进行如此犯罪式的投资建设的。如今中国对外贸的依赖性很高，所以每个中国城市和地区都急切地要与世界市场接轨。而中国现在最迫切的是要发展内需，但这只有依靠提供生活水平和重建必要的公共服务体系，如医疗、教育、可负担的住房等才能实现，但这些领域恰恰是地方党政领导不愿意投资的项目。
中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的，与亚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发放了全中国71%的贷款和接受了62%的存款。作为对比，俄罗斯的斯贝银行占有60%的居民存款和40%的贷款。在印度，国有银行在商业银行中的比例为75%。[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假如误以为中国银行和相关行业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部分私有化、与外资公司进行合并）只是些表面文章那将是个错误—这些改变对于中国和海外普通劳动人民的权益的侵犯是真实深刻而又具有决定性的。中国庞大的而又日益增加的积蓄—约18万亿美金—正在被投入到全球各地的投机交易中，这笔庞大的资金支撑了风险基金和其他金融投机的衍生产品而并没有用来重建已经崩溃的社会公共保障体系。
改革还是革命？
中国政府像最近的德国和英国政府一样，会干预甚至挽救亏损的银行和其他战略性关键部门，其中也包括重新国有化。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的重新国有化并不是恢复计划经济模式，只有被过度压迫的工人和农民进行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才能够撼动中国现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而这种经济基础已经与全球资本主义紧密相连。这种革命运动不应该使中国回到以前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式的社会，而应该是基于庞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潜能，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已经达到了2亿5千万，为建立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奋斗。
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是复杂而且有时候极端矛盾的，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虽然是基于所谓的“儒家”形式之上，但今天仍然显得残酷异常。仅仅靠一个反官僚的口号是不能使工人阶级得到政权的。说一个新的革命将混合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各种任务是不确切的—但是确切的说每一个社会革命，所介入的经济和其他必须基础的变化也将涉及到政治的上层建筑和国家机器的变化。当一个质的变化已经发生后，除非通过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才可能将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推翻，而这也意味着推翻现有的国家机器和没收主要收益人，中国和外国资本家的资产。这一点对于我们预见中国的远景和纲领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
什么是官僚？
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认同中国当局所谓的“仍然是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说辞。这个掩饰的外壳已经是不重要的了：就像其他地区有些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那样，当完全执行资本主义政策的同时，也在五一劳动节举行游行并唱国际歌。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政权和政党的阶级特征是由起所服务的阶级的利益—即它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
毛主义政权运用混合的而又狡猾的手法与镇压的手段相结合来阻止任何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但在同时为了维持其自己的特权和特殊待遇，它会竭力捍卫国有资产和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权益。从而这给政权带来的自相矛盾的特征—同时具有进步和反动的特征。但目前的形势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当它将它的命运与资本主义制度绑在一起的时候，中国国家的制度已经失去这一双重矛盾的特征。
托洛斯基把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形容为工人国家里面的恶性肿瘤。他解释说道：“一个恶性肿瘤可以长得很大，甚至杀死正常的器官，但是它永远不会成为正常的器官”。[托洛斯基，“苏联阶级本质”，1933年]
中国官僚主义体制的“恶性肿瘤”无法通过生产手段而获取其自身的生命，当然它也不是由1949革命创造的社会进步特征的“宝库”。而且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在斯大林主义和毛式主义下，社会所获得的进步是依靠政治觉悟和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群众压力而实现的，尽管仍然存在着对于官僚主义认识的紊乱和迷惑。托洛茨基强调：“官僚主义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存在，无论它有多大，都描绘了每一个阶级政权的特征。它的力量是其阶级特征的反映。官僚主义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并由后者的社会基础为其提供养分，两者共同产生与消亡”。（出处同上）
在今天的中国，哪个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破坏计划经济后，工人阶级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了。一批前毛式官僚们通过“改革”进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的特殊产权拥有集团。
国家与私人资本的关系并不是刚性不变的，而是相当具有弹性的，并通过一系列的媒介及半是国家半是私人资本的共同协议而反映出来。资本家们为了合同、贷款、支持以及对抗工人阶级的保护而依赖于国家。在中国最富有的20000个富人中，90%是中共党员或者他们的亲戚。
没有“社会大爆炸”？
中共政权和官僚主义作为整体从来不会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障碍—这是弄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键。正如在俄罗斯和其他前斯大林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反抗是唯一真正阻碍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障碍。这种工人阶级的抵抗—有些时候是获得大量群众支持的—在中国因为多种因素而没有见效。对于1989年初生的革命运动所进行的残酷而令人发指的镇压是一个明显的因素。此后十年的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平均每年10%的增长率）也为政权的稳定提供“安全阀”。
托洛茨基认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威胁不是以是否推翻斯大林式政党为转移的。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前景而已。“但资产阶级复辟，从整体上来讲，可能是以一种决定性的和尖锐的变化（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外来干涉干涉）或者是以几个过连续不断的变化(而实现的)…..”
“因此，只要全欧洲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的国家就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在我们的环境中两种可能的资产阶级复辟方式哪种更有可能：一种是突发式的反革命或者另一种是渐进式连续变化，是在每一阶段都发生一些震动还是在即将到来的某一阶段发生一场”热月政变“式的变动？ 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在某种极端条件之下才能回答。”[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挑战》，1926-27]
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刚好可以用“这种连续性渐进式的改变”来形容。资本主义已经以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复辟了。这是刚好是斯大林主义以经验主义的反射而从70年代末实施的改革开放开始的。当时是为了从政治和经济危机中以及从毛时代继承来的可能的内战因素中解脱出来。在早期阶段这是一种在斯大林主义的国有经济体系内引入可控制的市场机制的尝试。但这些过程具有其本身特殊的逻辑从而推迟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延缓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和崩溃，同时也加速了迅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与苏联巨变不同的是这里不存在一党专制政权的大衰败，而且中共仍然掌握政权。俄罗斯联邦的的资产阶级复辟出现是以旧的苏维埃国家分裂作为完成反革命的前提条件的。而在中国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军阀主义和分裂以及1989年的六四运动大屠杀对于群众运动的压制等原因，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截然不同的。现在中共的口号“稳定压倒一切”是很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谁最希望中国政权发生改变呢？答案当然不是资本主义者，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大规模地压制工人阶级上，现政府是他们在现实中所能盼望的最好选择。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的数量更为少数—也不希望中共垮台，他们寄希望中共继续“改革”而已。这恐怕给出了今天中国政府到底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最为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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